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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權保護與城市興衰

    來源:思想庫報告2015年05月07日 15:17 (編輯:新影)

     


     Stephen Walters根據自己多年來對城市研究的經驗做了總結,指出打造成功城市的關鍵在于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否則就不要干涉公民的生活——“史實清楚地表明,只有當城市懂得通過保護資本收益來鼓勵資本以多種方式形成時,城市才能發展壯大起來。同樣地,讓城市衰敗的愿意亦是同理:當政府不再保護公民財產權時,城市就會衰敗”。

      當公民和資本在某個城市受到不良對待時,他們會對那個城市避而不及。通過多個實例,Walters展示了政客(通常一心謀求一己私欲)將城市由榮轉衰的各種方式。

      對于城市的長久發展來說,最普遍的威脅當屬稅收再分配政策。商人和專業人士手中積累的財富總會成為一些政治家嚴重的覬覦之物,因為這些政治家認為他們可以通過征收高額財產稅來獲取更多的群眾支持。有錢人別無他選,只能乖乖交稅,增加的稅收可以用于多種項目和工程,為大多數選舉者所青睞,同時,這些項目也可以為重要的利益團體贏得青睞。

      波士頓和舊金山

      美國歷屆政府高官中將稅收再分配政策實施地最臭名昭著的當屬波士頓市長Michael Curley,此人曾于1914至1950年間四屆當選市長(期間,他曾在國會、官邸、監獄呆過)。群眾敬仰這位“人民公仆”,因為他始終堅持讓富人多繳稅,但鮮少有人能看到這種再分配政策對波士頓潛移默化的副作用:高額稅收會抑制新的投資,甚至也無法維持現有的資本存量。于是,城市人口逐漸減少,收入中位數也逐漸下降。Curley雖然獲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卻將波士頓陷入每況愈下的萬劫不復之中。

      波士頓城市的惡化情況,直到1980年馬薩諸塞州頒發了新的財產稅收限制措施才得以緩解(在馬薩諸塞州,1980年舉行全民公決,征得59%選民的同意,通過州憲法第二條第一款修正案,限制各市、鎮財產稅不超過應稅房地產評估值的2.5%)。當時,這個修正案遭到了市級和州級高層官員的強烈反對,他們堅持認為,對稅收加以限制會讓波士頓“寅吃卯糧”。但事實是,情況恰好相反,2.5%的稅收限制反而為波士頓注入了生機與活力,雄心勃勃的商人與投資者紛至沓來。

      Walters強調說,波士頓之所以復蘇,并非因為政治家們解決了被冠以城市潰敗帽子的常見問題,比如:種族主義、惡劣的教育情況、犯罪頻發等。波士頓復蘇的原因正是因為這項稅收限制措施,讓這個城市不再受制于高稅收的桎梏中。

      唯有波士頓有類似的情況嗎?當然不是。同樣的情況在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發生,比如舊金山,當時“激進”的政治家們效仿波士頓采取了同樣的措施,得到了相同的效果,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舊金山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主要是因為當時一些激進的工會一直為高薪水而抗爭,而一些政府官員也一直堅持高額稅收。1978年,加州采用全民公決的形式,通過了憲法第13條修正案,之后,加州各城市迎來了資金的迅速回流。Walters寫道,“第13號修正案增加了投資的回流,保護投資者不會受到重大損失。”波士頓也好,舊金山也罷,它們的經濟復蘇與城市衰敗假定原因的解決方案之間并無瓜葛。

      巴爾的摩與底特律

      巴爾的摩是相反的例證,這座城市歷史上從未出現減稅。幾十年來,這座城市的領導一直力圖通過大型的政府主導工程來恢復城市經濟,但這些“投資”全都無疾而終。

      Walters提到了查爾斯中心的例子:“自20世紀60年代初期竣工以來,媒體的報道多為阿諛奉承,意見領袖們也在頌揚這33英畝項目的決策者的良苦用心、高瞻遠矚、藝術見地和政治敏銳度。”幾十年來,雖然政府官員不停地在相似的‘復興’項目中投入資金,但鮮有人注意到查爾斯中心的興建是徹頭徹尾的敗筆。

      由于巴爾的摩這個城市高額的稅收和政府主導的思維,大多數地方都日漸衰敗。政府官員不但沒有鼓勵可以促進就業和增進繁榮的小額資本投資,反而試圖將政府投資作為催化劑。巴爾的摩的失敗極大地佐證了Walters的主要觀點:當城市自然地由下往上發展時,城市欣欣向榮,而當政府主導一切,從上而下政治性制定經濟發展規劃時,城市就會呈現頹廢衰敗。稅收再分配政策并非阻礙城市繁榮發展的唯一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要接納工會運動,因為工會運動目光短淺,阻礙了私人資本在城市的投資,會漸漸危害到每一個公民。

      底特律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曾是汽車產業的中流砥柱。底特律在1900至1950年間經濟飛速發展,成為全國第四大城市,家庭收入中位數也僅次于芝加哥。當時,底特律可謂名符其實的新興城市,高額的工資普遍存在于各行各業,因此吸引著所有種族的人前來謀生。雖然底特律經濟發展勢頭強勁,但工會在全城工人中所占比重不到10%,而那時的工會,與其他自愿成立的組織在法律上并無二致——這與當時盛傳的工會創造了美國中產階級的說法背道而馳。

      隨著1935年美國《國家勞資關系法》的頒布(與1937年高級法院的法案背道而馳),情況發生了改變。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迅速團結力量,于1937年在通用和克萊斯勒公司成立了工會,1941年在福特也成立了工會。當時,工會似乎成為工人們爭取高額薪資的輕松辦法,因此很快傳播開來。

      工會與政治家之間結盟的長期效果與高額稅收十分相似。一旦投資收益被大幅侵蝕,投資者便不再投入資金。1947至1958年間,底特律的制造業就業率下降了40%,整個城市經濟發展呈現一盤散沙的頹廢狀態,而且自那之后,再無好轉。事實上,工會只能在短期內對資本收益進行剝削,資本很快就會逃離至工會勢力比較弱的城市。

      信號作用

      Walters也在書中分析了工作權利法(right-to-work laws)的效果,他認為,這些法律對投資者發出了一個信號,表明采用這些法律的地方投資環境較好。對于那些被工會損害了投資吸引力的城市而言,通過工作權利法就是在發出吸引投資的信號。

      事實上,工作權利法本身并無多大意義,它們不能禁止工會化的現象,只能允許工人們拒絕支付由此產生的會費。這不能為各公司節省成本,也只會消耗工會的一些小錢。但是,工作權利的相關法律卻表明公共政策并非由稅收再分配政策者來主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提到信號,各城市能發出的一個不良信號是,它們愿意使用土地征用權來取得一些家庭和小型企業的土地,并將其重新分配給大公司。Walters寫道,在土地征用權與私有不動產之間存在了一場“百年戰爭”,而私有不動產始終節節敗退,這樣的一個后果是私人不動產擁有者不會增加投資。此外,以土地征用權為基礎的發展很可能會導致資本錯配,因為它們會扭曲要素價格,以決策者偏好去取代市場偏好。

      各城市另一種自毀前途的做法是選擇“綠色”利益。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實行的“城市增長邊界”(Urban Growth Boundary)規劃,可成為最好的例證:這個規劃認為為自然預留空間極其重要,因此城市增長必須受到限制。其諸多后果可能會讓環境學家滿心歡喜,但低薪家庭的經濟適用房將一去不復返。

      總之,抱有傳統觀點的“激進”城市理論學家認為,阻礙城市發展進步的問題只能通過政府大規模投入資金和專家規劃來解決,但Walters的這本書卻明確指出讓城市繁榮的出路:保護市民的財產權,然后讓市場根據規律自行發展。

      譯者: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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